4月14日，我们班的39位同学，从大江南北聚集到我们的母校——嘉兴学院。我们看到了绿树环抱、芳草遍地、鲜花吐艳的校园，看到了高耸宽敞、明亮舒适、色彩淡雅的一幢幢大楼，看到母校发展了、壮大了、更加美丽了，我们的心情多么激动，多么欢畅！
我们班原先53人，于1959年9月入学，校名叫宁波冶金学校。1962年初，国家压缩财经开支，缩小全国大中专学校规模，裁减在校学生人数，我班有16位同学支农下放。这些同学第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就回家了。虽然眼睛都哭红了、哭肿了，但是都没有怨言，没有向学校提出任何要求。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党的决定。离校以后，大多数同学就在家乡辛勤耕耘。有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开创了事业。如郦仁全同学，在绍兴木材市场开设了自己的多家店铺，成了民营小企业主。又如宣强同学，下放到杭州铲车厂，经历磨炼，表现突出，从一个普通工人提升为车间主任。退休前，他是厂党委办公室主任。退休后，到深圳跟爱人一起，办起服装厂。这两位同学是我们中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典范。对于至今依然生活在农村的王树铨、胡伯乾、李长万等同学，如果不是当年支农下放，恐怕他们的人生轨迹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对于他们这种为国分忧、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行为，我们充满无限敬意。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战云密布，解放军为提高部队素质，增强战斗力，向全国大中专学校征兵。我们班前后（包括支农回家和毕业后）有12人奔赴国防最前线。如陈学熙同学就在福建沿海部队服役25年，是副团级干部。他的爱人是军医。他复员后，曾任辽宁省丹东市气象局党委书记。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是部队军官，他的一家是典型的军人家庭。又如周观法同学参加过援越抗美，在越南战场作战整整4年。他是技术工程兵，专修被炸的桥梁，他的很多战友都光荣牺牲了。复员后，他当了一名黙黙无闻的企业管理人员，是一名活着的无名英雄。
1962年7月，我班同学毕业，百分之百服从国家分配，离开故土浙江，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如甘肃、河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当年白银西北铜加工厂、武汉钢铁厂、山东铝厂等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到处是建设中的工地，住宿条件非常简陋，吃的都是粗粮。别说我们只是中专毕业生，可是都成了工作岗位上挑大梁的业务骨干。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浙江冶金工业学校毕业的，都夸奖我们业务过硬。虽然我们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四化”建设。如吴荣生同学，足迹遍布贵州、云南、广西、海南、河南等地厂矿建设工地，是我们中间经历最丰富的人，也是吃苦最多的人。又如陈惠明同学，毕业时原分配到武钢，但他愿意回家支农。在毕业典礼上，受到校领导高杰书记的表扬，被树为学生标兵。两年后，他被学校召回，重新分配到湖南长沙有色冶金专科学校，1969年提升为财务科长，以后调到湖南省冶金厅工作，1986年升任财务处长，以后又评上副总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被评为冶金部全国会计系列先进个人。
对于母校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壮大，我们是某一阶段的见证人。1960年暑假，我们参加了从宁波到梅城的搬校劳动。当时学校没有汽车，全部校产包括厨房的柴草、猪圈的生猪、校办工厂的机床，都是用肩膀扛的扛、挑的挑，送到宁波火车站，再运到金华，辗转兰溪，最后装船运到梅城。在梅城两年，师生风雨同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1960年初冬，学校办起了钢铁电冶金大专班，学员都是从62届中专各班级中抽调的。我班有8位同学被选中。但是中途遇到支农、下放和参军，所以最终只有张云英、卓悌文和劳金海三位同学获得大专毕业证书。毕业以后，工作条件相对优越，对国家的贡献也相对较大。
我们班经过多次变故，人数大为减少。学校为压缩编制，拆散了一个干部班，让其中12名调干生补充进来。所以，我们班级如果把前后进出的全部加起来就该是65人。这次我们班同学大团圆，支农的、下放的、参军的、升入大专班的、还有调干的都来了，终于欢聚一堂。为此，我们感到自豪和欢欣。

(戴依明 钟先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