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考入了当时的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三年后毕业分配至江西彭山锡矿。两年后，接受组织调配，在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任教四年。
多年的打拼之后，1997年，在浙江会计学校工作的我，时任副校长，职称晋升为高级讲师。2000年，自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一搏中，已近40岁的我考取了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不知是值得骄傲还是应该感到惭愧）。这时的我，便有了人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了。因为当时的我，在中专学校里职位不低、职称最高，还有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硕士学位，也没有众多的考核、评估和方方面面的压力。
也许我属牛，劳碌命。好日子不长，2000年后，我又回到艰辛之路辛苦跋涉。而且一路走来，又是十年。
2001年，随着浙江会计学校并入新近成立的嘉兴学院，我通过嘉兴学院中专部副主任的过渡，摇身一变，成了当时的嘉兴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在参加管理学院的第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上，我和同仁们说：自1982年毕业离校，20年后，我又重回母校，感触颇多。
我这个新上任的管理学院副院长，当时面临的局面是：工作环境发生变化，自注重教学的中专学校来到高校，要抓教学，也要抓科研、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这对我来说都是新课题；人员环境发生变化，身边的人员要从头熟悉，服务的对象有教授、博士，要让他们接受、认可我这个职称较低、学历较低的新领导不容易；专业与课程发生变化，我作为当时既要管教学，又要管科研的副院长，要尽快熟悉以前毫无了解的新专业、新课程，而我自己也要放弃教了十多年的统计学课程，另行开设数门管理学新课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边学边教，还要做好自我调整，收起业已放松的心，潜心科研工作。
2003年，原管理学院院长由组织安排到政府部门去挂职，我担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更是倍感责任重大，压力剧增。
这期间，学校为了做好迎接教育部本科办学水平评估的繁杂的前期工作，校内大评估、小评估、专业评估、学科评估、课程评估、专项评估，连绵不断，总让人有一种筋疲力尽还要连轴转的感觉。好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时候，我们自封的一批能够应对各种评估的“评估专家”也应运而生。
这期间，管理学院的领导班子总是未能配齐，班子成员总是充当“消防队”队员，哪里出事了、哪些事急了，大家就赶往那里去“救火”，往往要一个人当作几个人来用。忙的时候，行政工作要占据自己工作时间的百分之七八十，而自己必须完成的课堂授课之外教学、科研工作多要挑灯夜战。好在分院领导班子团结，群众配合、支持，大家齐心协力，倒也做出了不少分院内外认可的成绩，形成了一种和睦、友好的气氛和工作氛围，也锻炼出了一支好的团队。
这期间，我们还经历了“非典”的袭击和学生恶性突发事件的考验。当时许多学生实习在外，部分学生住进了学校临时设立的“隔离楼”，正常工作受到冲击而不得不采取各种“非常规措施”。“非典”让我们见习了非常时期的工作策略和措施。学生恶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了新时期学生工作的艰辛和压力。
2006年，嘉兴学院迎接教育部的本科办学水平评估。全校上下，日夜练兵，一场恶战；大小领导，谈“评”论“估”，兵乏马累。其中艰苦，难以一一道来。有人练出了身体上的种种病痛，许多人暂缓了自己的科研、进修计划，连事关个人发展前途的职称晋升这么重要的事也只能暂且不顾。而我，倒有一个不小的收获，迎评备评过程中，我熟练了电脑的使用、提高了打字的速度。
“评估大战”尘埃落定后，想想自己该轻松轻松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争取在50岁前解决教授职称问题。于是，又没头没脑、没日没夜地继续拼着命干了起来。真是可怜的知识分子，几近“知天命”之年，还是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好在老天关照，时来运转，“终身大事”得以解决。
但是，从来一路无坦途。
2007年，领导垂青、组织关照，我的行政生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直在基层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我，荣升到了机关，干起了与我的专业、经历跨度很大的财务处长。这个安排，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还能做财务处长？但由不得我多虑，我又开始面临新情况、认识新人员、学习新知识、寻找新途径、筹思新规划。又进入一个充满艰辛的旅程。
这一回，我不能多说了，因为，我还在路上！
杨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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