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高杰同志从部队转业，来到宁波冶金学校，担任党总支书记兼校长，从此，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高书记。
高书记生于1919年，江苏启东人，1940年参军入伍，第二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苏北战场，参加过十多次战斗，曾任大队长、连长、作战参谋等职。在1945年的反扫荡杨泰线战斗中，他被炮弹击中，胸部、肩部、手上多处负伤，左眼被打瞎，左耳被炸聋，左脸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福建建瓯航空站、华东空军后勤部工作。转业前，他在华东空军文化速成中学任主任、政委兼校长等职。
高书记身材高大结实，走起路来，仰着头，挺着胸。他穿制服，风纪扣总是扣得紧紧的，始终保持军人的风姿。冬天，他穿着从部队带来的黄色军大衣，跨着大步，神态威武。无论谁只要见到他，都会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

一生宏愿 志在办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校是冶金部所属的经济管理类中等专业学校，设有会计、统计两个专业，目标是为冶金企业培养管理人才。当时，学校学生最多时没有超过600人。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下放给了浙江省，除保留原有专业外，新增了炼铁、炼钢、采矿、选矿、有色金属冶炼、冶金机械、冶金化学分析、冶金电气化等专业，意在为冶金企业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这样一来，学校宁波总部加上慈城分部，学生人数扩充到3000多，成了一所规模不小的中专学校。
1960年下半年，为贯彻备战方针，学校搬到了浙江的三线——建德县梅城镇，准备筹办建德矿冶学院。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地方财政也吃紧，省里已无法承担我校办学经费，于是，浙江省委曾决定停办我们学校。这下可急坏了高书记，他立即给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写信，信中说，全国冶金系统的经济管理学校，只有长春与我们两所。如果我们学校不存在了，那么，今后冶金厂矿企业需要经济管理人才，向谁去要？目前，国家困难总是暂时的，从长远计，请求冶金部收回我们学校吧！恳切而又坦诚的陈述，部领导感到言之有理，所以，学校不久终于被收回去了。俗话说路总是人走出来的，高书记走的这一步，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关键呀！
回想当年，学校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了。高书记激励大家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从部队借来一辆推土机，加上全校师生每人一双手，硬把大礼堂前的那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建成了平平整整的大操场。用当地“干打垒”的土办法，建起了东边一排平房做教室。在新安江码头边建起水泵房，再把地下管道接到学校，解决了饮用水问题。当时，梅城电厂经常发生供电故障，为此，学校买来柴油发电机，遇到特殊情况，就自己发电。这样，我们总算在梅城初步站稳了脚跟。
办好学校，师资是关键。对于师资严重不足的难题，高书记魄力大，办法多。一方面，千方百计向北京钢铁学院争取毕业生，另一方面，通过上级，从兄弟学校调来业务拔尖的教师。他还有更高明的一步棋，就是从学校59届和以后历届毕业生中，先后留下60多人，充实教师队伍，从中又选派10多人，送到北京、武汉、沈阳等地的高等院校，进修有关课程。几年以后，这批年轻人先后归来，担起重任，成为骨干教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高书记办学的惊人大手笔。
1961年，高书记为了让学校更上一层楼，培养出知识层面更高，专业性更强的学生，雄心勃勃地办起了钢铁电冶金大专班。当时，学校在资金、师资、设备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高书记多次反复强调，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精神，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新的办学路子来。他大胆起用周戟王、虞和昌、孙友根、曹善祥等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大家群策群力，边干边总结经验。64年7月，学校终于为国家输送了38名电冶金大专毕业生，在人才奇缺的当年，为国家冶金系统解了燃眉之急。所以说，高书记是我们学校从困境中求得生存、发展的领导人，又是创办大专班的第一人。
高书记热心办学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要把学生培养成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有一次，他在师生大会上说：“如果将来能在学生中出一、两个党的中央委员，那是学校的光荣！”这句经典话语寄托着高书记对学生的殷切期望，它已深深地烙在了一届届学生们的心坎上。

关爱师生 无微不至

高书记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非常严肃，加上他的左眼装的是假的玻璃眼球，不会眨，好像总是盯着人。然而，只要听过他的一席话，或者有过短暂接触之后，我们就会改变这种想法。他来到群众中间，不管是长椅还是短凳，都会跟大家坐在一起，点燃一支香烟之后，嘿嘿一笑，话匣子就打开了。
高书记常常检查学生寝室，看看学生的被子是否叠好，毛巾是否挂好。他曾多次邀请虞先洪同学，到他家里跟他下棋。这个学生才十六、七岁，个子瘦小，棋艺却很精，高书记每当自己败局时，总会拍拍虞先洪的肩膀说：“后生可畏啊！”
高书记非常重视文娱体育活动。师生有演出，他会拎着一把没有扶手的藤椅，坐在前排，早早等候。遇到篮球赛，他是从不缺席的球迷，而且又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场外指导。当我国乒乓球队荣获第26届世锦赛男子团体冠军的时候，他高兴极了，还请学校办公室给国家体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那时候，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校园里却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人人精神振奋。这一切，都与高书记重视文娱体育活动并身体力行分不开。
湖南校友陈惠民，一直深藏着对高书记的感激之情。1962年，他毕业时正遇国家困难时期，于是，他主动放弃分配，不去武汉钢铁厂，而甘愿回家当农民。高书记表扬他是为国分忧的学生标兵。第二年，形势好转，全国冶金厂矿急需管理人员。这时，高书记说：“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机，快把陈惠民召回来，好铁要打钉，应该把他放到国家建设的重要岗位上去。”于是把陈惠民重新分配到了湖南长沙有色冶金工业学校。这个学生把高书记的关爱化作动力，工作非常出色，十余年后，他被调到湖南省冶金厅，不久就担任财务处长，后来又被评为冶金部全国会计系列先进个人。高书记博大的心胸，装载着每一个学生，爱惜他们的才干，关心他们的前途，这对陈惠民来说，栽培之恩当然是难以忘怀了。
高书记不仅关爱学生，对教师也是关怀备至。方亦元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患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吃啥吐啥。高书记得知后，立即给他的战友——浙二医院的周院长写了信，然后安排车子，并派张良奇医师陪同赴杭就医。后来，周院长亲自主刀，手术非常成功，恢复也快。方老师不久重返讲台，以后身体一直很好。
有一次，高书记来到语文教研组，跟大家谈起了青年教师的婚姻问题，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我。他说：“小顾年纪也不小了，虽然腿有毛病，但是个好青年，我想了很久……今天，拜托大家，都来做红娘，帮小顾找个对象成个家。”一番话，说得我满脸通红。他略停一下又说：“小顾应该考虑安装假肢，至于费用嘛，学校可以帮助解决。”不久，我们普通课教师在缪文同志（高书记的爱人，时任普通课党支部书记）带领下，去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取经学习。缪文同志受高书记的托付，特地陪我去了上海假肢工厂，经技师鉴定，我的左腿麻痹严重，无法安装假肢。我虽然没有装成假肢，但是若干年之后，同事们真的实现了高书记的嘱托，帮我成了亲。今天，我想起40多年前的往事，脸庞还是热辣辣的，心头还是暖融融的。高书记就是这样，群众痛痒，他总是放在心里；帮困解难，他总是想得十分周全。这样的好领导，群众对他怎么会不爱戴呢！

福祸所倚 同舟共济

梅城是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四周都是农村。出了学校大门，随处可见戴着笠帽，扛着锄头的农民兄弟。高书记曾多次在大会上告诫大家，要搞好与周边群众的关系。他说：“我在部队里，常讲军民鱼水情。如今，我们也要尊重这里的父老乡亲。大家想一想，我们吃的肉、禽、蛋和蔬菜，都是他们提供的，连学校的粪池，也是他们清理的……所以，父老乡亲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不但要注意群众纪律，还要尽我们的力量，多为他们做点事。”
每逢夏种、秋收季节，高书记就组织师生去洋溪、南峰、大洋、杨村桥等地，帮助农民割稻、插秧。久而久之，支农就成了教学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师生下农村，确实帮了农民不少忙，当然，自己也学到了农艺，收获了友情。
1965年春夏之交，久旱不雨，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学校周边的龙山大队和西湖大队，家家户户都快要揭不开锅了，而国家救济粮一时又没有运到，情况十分紧急。高书记知道后，就委派部分教师到村里去探情况，所见果然是野菜烧糊糊。高书记立即召开教工大会，他说：“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百万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今天，我们周边的群众有了困难，我们能视而不帮吗？”在高书记军令般的动员下，全校教工都情绪高涨，精打细算，尽量节省自身用粮，半斤、1斤、3斤、5斤……一下子就凑起了几百斤粮票，及时送到群众手中。这粮票真是雪中送炭，为帮助群众克服一时困难起了作用。“文革”第二年，曾发生百余农民来到学校，包围造反楼（即行政楼）的事件。他们强烈要求造反派交出高书记，他们要保护他到农村去。后来，农民群众虽然被劝退了，但从中可见，高书记在他们心目中，威望有多高啊！

“文革”时期 受尽迫害

“文革”前两年，学校政治活动接连不断。学雷锋，忆苦思甜，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都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接着掀起学习解放军热潮，全校实行连队编制。高书记还从东海舰队请来部队同志，给全校教工介绍郭兴福教学法并在校内试点推广。1965年暑假，高书记又请来建德县人武部同志，组织学生军事训练，还徒步拉练到金华。1966年初，高书记安排教师，分批分期深入农村，参与“四清”运动。这一切，他都是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当时，政治形势瞬息万变。“5.16”通知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们学校于6月中旬就开始全面停课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角角落落，包括高书记和杨校长在内所谓的“牛鬼蛇神”，被关进了“牛棚”。红卫兵给高书记挂上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牌子，并逼着他交代反对毛主席教育路线和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行。高书记理直气壮地说：“我非常热爱党，非常热爱毛主席……当然，我工作中的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接着他双手一摊，义正词严地对红卫兵说：“你们强加给我的种种‘罪名’，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但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为一级荣誉残废军人并荣获共和国两枚荣誉勋章的功臣，硬被红卫兵按下头，反扭两臂，遭受无情的批斗。到了1967年，校内武斗成风。从此，高书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知挨了多少打。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高书记遭受了350多次大大小小的批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真是常人难以想象啊！
缪文同志因受高书记的牵连，也吃尽苦头。一天夜里，她被红卫兵打昏过去，扔在厕所旁的垃圾箱里。幸亏，半夜有人上厕所，发现了她，才得到医生救治。事后她痛苦而又无奈地对高书记说：“老高，我实在挺不住了……”高书记听了，既内疚，又爱怜地劝慰她说：“要挺住，一定要熬到还我们清白的那一天！”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夫妻俩患难与共，互相搀扶，互相慰勉，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情，多么令人感动和崇敬。
1969年以后，高书记除了挨批斗，还被安排到校办工厂铸造车间“劳动改造”。50岁的人了，身上带着战争年代的伤痛，每天要搬运沙包和铸铁块，一包沙少说也有百来斤重，连年轻人都望而生畏，他却一声不吭地扛呀，搬呀。好多年之后，他曾对人说起这段日子的感受，他说：“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鼓励自己不能倒下去。”

光荣一生 无怨无悔

1972年4月，高书记终于被落实政策，获得解放。同年10月，任学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他去马鞍山、铜陵，检查学生实习工作。他每到一地，都深入到学生中间，召开座谈会，还认真听取厂方意见。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深得师生好评。当时，林彪虽然死了，但是“四人帮”还在兴风作浪，高书记还不可能对“文革”的许多实质性问题，作深层次的思考，他只想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为人民立新功。
1975年，高书记被调到浙江省冶金厅工作。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高书记欣喜若狂，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浑身有力量，他对缪文同志说：“我要写报告，回到梅城去。不办好学校，不甘心呐！”可是，一则因为工作需要，省冶金厅不肯放人；二则病魔已经悄悄地缠上了他，只是他自己没有觉察。高书记要求重回学校的心愿，最终没有实现，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77年春节以后，高书记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感到身体不适，但他自信，自己的身体是钢打铁铸的，经受过革命战争和“文革”的严峻考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回到杭州以后，他又忙于传达会议精神，对于自己的病情，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期。到了6月里，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才住进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7月15日，高书记终因食道下端静脉曲张破裂，致上消化道大出血而病逝，享年58岁。
噩耗传到学校，全校师生非常难过。学校领导和教工代表几十人，乘车赴杭州，出席了追悼会。张良奇医师还为高书记整了容，我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得知这一情节，特地采访了张医师，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形。他深情地说：“经过我精心梳理和整容，高书记的遗容显得非常慈爱和安祥，缪文同志及其子女都很满意，从中得到莫大慰藉。我久久地肃立在高书记的遗体旁，不忍离去……”
今年，高书记逝世虽然已经35年了，但是，原浙江冶校的老教师、老职工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毕业的校友，还在经常深切地回忆和念叨：“我们的高书记！我们的高书记！”我在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写了这些纪念文字，目的就是要把高书记的名字和功绩，写进共和国的功臣谱里，让它占有光荣一页，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永垂不朽！

后记：在嘉兴学院《校友》杂志上，刊登纪念高杰书记逝世35周年的文章，是许多老教工、老校友的共同心愿。我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黄镇华（曾任浙江冶校党委委员）、屠金儿（曾任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傅真、周安钧、张良奇、陈春林、陈兴康、罗允尧、曹善祥、邬垣烈、孙有根、郑祥裕（北京校友）等同志，以及高杰书记的子女高北安、高青沪、李玉珍等同志的许多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初稿写成后，他们又仔细阅读和核实，并提出修改的意见。为此，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顾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