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毕业留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黄老师送了我两件珍贵的礼物，一支中楷羊亳毛笔，一本崭新的行书字帖。我感谢他的赠予和盛情。就在他的指导下，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练习书法，直到把一锭二两重的徽墨磨完。
我自信是个勤奋的人，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有所进步。但是，我要感谢教研组里许多老教师对我的帮助，尤其是黄老师。他学识渊博，诸子散文、唐诗宋词、音韵诗律等各个领域，几乎样样精通。而且，英语又是他的特长。我向他请教问题，他有的能马上回答，有的虽然一时答不上来，但是，他总能告诉我，往哪里去找答案，是《论语》，还是《孟子》；是《左传》，还是《史记》。经他一指点，我就马上把疑惑解决了。黄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本“活词典”。1973年，我们语文教研组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厂矿应用文》教材。此书最后的文字审定，就是黄老师担当的。他的文字功底深，工作又认真，一字字反复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们全组同志都很尊敬他，心里默默推崇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带头人。
黄老师的语文课，上得好极了。他标准的普通话发音与美观的板书，首先把学生吸引住了。他分析课文，深入浅出；归纳主题，言简意赅。他运用启发式讲解课文，鼓励学生发表意见，课堂气氛相当活跃。他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把古典诗词和经典名句信手拈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学生听黄老师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想到戏剧舞台上，流派纷呈，越剧有袁雪芬的袁派，戚雅仙的戚派，还有范瑞娟的范派……她们艺术风格各异，而且各有传人。我想我们做教师的，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流派纷呈呢？我认为黄老师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独树一帜，可以称为黄派，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欣慰的是，我从黄老师那里，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我还没有学到家，没有资格称为他的传人，但我一辈子，确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
在“文革”中，黄老师被关进“牛棚”，也挨过红卫兵的打。他明知自己没有问题，但总是战战兢兢，过着低头难见人的日子。为了排除恐惧和抑郁的心情，他只有抽烟，不断地抽烟。1969年初，他才得到解放。“四人帮”粉碎以后，一场浩劫终于过去，人们渐渐获得了新的认识。举例来说，有一位年轻女教师，她原先就是黄老师的学生，毕业时留校任教。当她还是学生的时候，非常尊敬黄老师，口口声声地称颂他“父亲般的可亲可敬”。可是“文革”一来，她戴上红卫兵袖章，成了革命小将。她带领人，闯进黄老师的寝室，翻箱倒柜抄家，他们还骂黄老师是“特务”。“文革”后，她觉悟了，知错了，又一次来到黄老师的寝室，流着眼泪，请求黄老师原谅。黄老师只回答她一句话：“记住历史教训，你我都一样，今后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说得多么概括！多么精辟！我根据黄老师平时的言行，想给他的“正直”做个诠释，那不就是谦虚谨慎，不求名利；待人接物，诚实守信；履职处事，大公无私；不阿谀奉承，不落井下石……我认为黄老师一生处世的经验，是我最好的座右铭。后来，黄老师跟我谈起这件事，他说：“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也害了年轻人，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扭曲。今天，她觉悟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黄老师就是这样，怀着博大的包容之心，看待这位做过蠢事的学生。
黄老师乐于助人。学校工厂的许多工人师傅，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都向他借过钱，他总是有求必应。记得1967年，各地都在武斗，社会秩序很乱。暑假后返校，我为安全起见，离家先到宁波，在黄老师家宿了一夜，第二天一起到杭州。那时，乘坐杭州公交车，凭力气才能上。黄老师撑开两手，保护我先上车。殊不料，就在那一刻，黄老师的裤袋里，被偷走了16元钱。我很难过，这都是为了我啊。
1979年，我40岁，终于找到女伴，要结婚了。黄老师很高兴，他跟教研组的同志们商量，决定在我携新婚妻子返校的那一天，为我设宴庆贺。于是，他们分头上街买菜，布置新房。黄老师亲自杀鸡剖鱼，他的老伴张首举老师精心烹煮，忙了整整一天。酒席上，同志们斟着一杯杯酒向我祝贺。黄老师热情洋溢地说：“老顾成家了，大家特别高兴。从今往后，祝他家庭幸福，工作更上一层楼！”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但此情此景，我永远铭记在心头。黄老师就像我的亲兄长，把我的婚事办得多么隆重。
1978年底，学校由中专升为大专，跨上了发展的新台阶。不久以后，因为学历原因，学校免去了十几个正、副教研组长的职务，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大专班的语文课，不能由我任教。我于是无所事事，心情坏极了。那时，黄老师已经担任基础部主任，他对我说：“你是全身心投入教学的人，目前的一些做法，的确对你不太公平。我想，你还是暂时离校，进修去吧。千万要振作精神，路总是人走出来的。”黄老师的短短几句话，把我的心暖过来了。他真是我的知心人，我听得差点掉下眼泪。经过黄老师亲自联系，1981年秋，我终于去了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那年寒假，我留在重庆，而我妻子却要做产。黄老师对我的家庭处处照顾，还给我写信，总是劝慰我不要牵挂。我妻子刚分娩，黄老师就委托他的老伴去医院看望，还送去热腾腾的白木耳汤。我妻子感动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初，黄老师虽然每月工资有80多元，但是，家有老母、子女，所以，他的生活还是十分节俭，除了抽烟，没有其他嗜好。他房间里，陈设简简单单，木床、桌椅之类，都是向学校借的。当时黄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坐的还是木头椅子。有一天，黄老师对我说，是否可以帮他买几件东西。在那物资奇缺的年代，我经过努力，请校友帮忙，终于从新安江买来一只书柜，从诸暨买来一把塑料藤椅，从宁波买来一领黄古林草席。黄老师如获珍宝，高兴得不得了。除此之外，我又为他办过一些琐事。黄老师助人为乐，但自己的私事，不会麻烦别人。这不由得使我想起鲁迅，鲁迅对于私事也从不麻烦别人，唯独柔石是例外，他会一一托付。我不敢自比为革命烈士柔石，但却为黄老师曾经托我办过一些琐事而感到荣幸。
那时，黄老师既担任学校工会主席、基础部主任，又教英语课。特别是行政领导工作，纷繁庞杂。制订教育计划、引进师资、购置教学设备，甚至解决教师住房问题，他都得管。于是，他忙得团团转。晚上，他的寝室，熄灯是最迟的。这样，几年下来，他终于积劳成疾。1984年3月中旬，一天上午，我和他上完第四节课，一起从四楼下来，因为都累了，所以互相点点头，没有说话。谁料到，第二天一早，起床不久，他就昏倒了。我们赶紧送他到上海，经诊断为肺癌晚期。后来，他躺在建德医院，多数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5月25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时，他才61岁。黄老师是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他的逝世，全校师生都非常悲痛。他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不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一路成长，都是他引领过来的。如今，他走得这么早，这么急，怎能叫我不悲痛。
以后，在梅城的那些年，每逢清明节，我的妻子总要带着女儿，上乌龙山去采摘杜鹃花，把它送到黄老师家，摆在他的遗像前，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