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考入重工业部宁波工业经济学校（嘉兴学院前身），校长是杨学润老师。那年，刚好选举宁波市人民代表，我投了36岁的杨校长一票。我为我们年轻有为的校长而感到自豪。后来我又知道，杨校长是宁波市第一届和第二届的人大委员。而且，在刚解放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是我校资格最老的盟员。1956年5月1日，他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资严重缺乏。学校想方设法，在各届毕业生中择优留人，充实教师队伍。1959年，我毕业时，就这样当了一名教师。当时，杨校长分管教学工作，有一天，他对我们留校的几个年轻人说：“我对你们小老师，寄予厚望。今后学校的前途，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小老师”的称呼，就是杨校长第一个喊出来的，后来，这个称呼就成了年轻老师的昵称，我听了觉得十分亲切。为了培养青年教师，杨校长经常举办教学经验交流会，还请有经验的老教师作讲座。在杨校长的鼓励下，“小老师”们兢兢业业，很快成长起来了。后来，有的成了骨干教师，有的还参与了学校各级领导工作。总之，杨校长为壮大教师队伍，提高师资素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以后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杨校长有一段勉励我们的话，至今还在许多老教师中流传。他说“年轻人做学问，好比硬木头上钉铁钉，一旦进去，就拔不出来；老年人做学问，好比豆腐块上钉铁钉，进去之后，一拔就出来。我希望你们年轻人，不要虚度年华呵！”我感谢杨校长的教诲，因为他的话曾经对我起过很大的激励作用。我深知自己中专毕业，留校任教，底子薄，难以胜任。于是，我就用“钉子”精神，努力进修，比如对鲁迅作品和《红楼梦》等，都下过一番苦功夫。所以，通过实践，我越发觉得杨校长的话是至理名言。即使今天，把它用来教育80后、90后，也一定会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
“文革”初期，我和杨校长、高杰书记等10余人，被关在校办工厂的空房子里。一天24小时，都有红卫兵监管。上午除了学习《毛选》外，就是反复写检查。下午在烈日下，环绕大操场400公尺的跑道削草。因为是夏天，前边的草刚被削过，后边的草又长出来了。因此，我们循环往复，削草不止，天天如此，“劳动改造”。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我们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必须时刻听从红卫兵的传唤。就这样，我们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关在“牛棚”里的人，情况各不相同。其中，高杰书记和杨校长是重点黑帮分子，因为他们一个被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被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打着不同旗号的红卫兵造反派，随时都来麻烦他们。所以，他俩受到的压力就更大。当时，两眼所见，整个校园全是揭批高、杨的大字报；两耳所闻，尽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之声。就在这种情势下，杨校长觉得，自己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办事，既没有懈怠，更没有违抗，何谓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呢？再说，平时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既没有鸿篇巨著，更没有异端邪说，又何谓反动学术权威呢？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愿意接受批判，检讨自己。他相信党，相信群众，更相信自己不是黑帮分子。因此，他问心无愧，心情自然宽松，在跟我们窃窃私语中，扳着指头说：“快了，快了，再过半个月，我们可以解放了！”可是，半个月过去了，“打倒”之声依旧不绝于耳。于是，他又扳着指头说：“别急！别急！再等一个月，我们肯定能解放。”我们暗地里都笑他，笑他实在太天真。杨校长的“卜卦”当然不灵验，有一天，他被红卫兵叫去，一顿毒打，竟把他的一只手臂打断了。这位47岁的老校长，在光天化日之下，竟遭受如此凌辱与摧残，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是，敢怒而不敢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校长作为“三结合”干部，进入了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这期间，对我来说，发生了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文革”之初，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我的藏书都烧光了。1970年以后，学校开始招生，我感到手头资料缺乏。有一天，我在同事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爱不释手，把书借了来。从此，我把喜欢的诗篇抄下来。不知哪位好事者，竟把此事向上汇报。领导决定，要将此事，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不点名的公开批评。那天大会，主持人正好是杨校长，他说：“最近，我们发现有个教师在读《唐诗三百首》。”我听了，霎那间惊出一身冷汗，以为又要挨批了。因为依照当时惯例，凡是批评，大都与“阶级斗争新动向”、“复辟”相挂钩，那是上纲上线的大问题，非同小可。但是，接着杨校长态度从容地说：“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阅读古诗，不能盲目。比如，温庭筠的有些诗，感情颓废，不大健康。我希望这位同志，当前还是要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大会结束后，我细细品味杨校长的话，实在是语重心长的提醒和指教，这哪里是批评呢？真不知道那位好事者又该怎么想。从这件事，我深刻理解到杨校长，作为“三结合”领导干部，他身上承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同时，我也佩服他讲话有分寸，他把原先别人打算要狠狠批评的事，说得如此委婉，既讲原则，又不失情理，几乎无懈可击。
杨校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把一生精力，全放在教育事业上。他关爱学生，就像牵挂自己的子女一样。不少毕业校友来看望他，他都让老伴钱端莳老师，在家里烧菜招待。有几次，他还邀我做陪客。于是，我有幸尝到钱老师的苔菜炒花生，特别香脆；红烧猪肝，特别鲜嫩……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平时，当杨校长提起校友们的成就时，总是啧啧称赞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当得知个别校友出了经济问题，他又非常惋惜和难受。他说：“要吸取教训，尤其对目前的在校生，还是要反复强调‘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的道理。”虽然，他退休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心里想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校友举办同学会，他总是每邀必到，即席讲话实实在在，难怪校友们都说：“看，我们的老校长还跟当年一个样。”
杨校长退休以后，看上去身体似乎比较虚弱，用老态龙钟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但他心态平和，整天乐呵呵。85岁前，他经常来我家走走。这之后，他走路不是那么稳健了，再说，我退休后有了空闲，就常去他家看望。他见到我就说：“现在，我老了，别人也老了，来看我的人不多了。你来，我很高兴，还是聊聊的好。”他的记忆力很强，思路清晰，说话也流利。我们回顾历史，讲学校变迁；象数珍宝似的，谈全国各地的校友；也论海峡两岸的统一。总之，包罗万象，无所不谈。我常常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问他累不累，他总是笑笑说：“不累！不累！”
杨校长从1949年进入我校，一直工作到退休。其中，担任校长等领导职务有30多年。我认为，嘉兴学院能有今天的兴旺，都与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分不开。杨校长就是其中的一位功臣。他为学校出的力，流的汗，不比别人少。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他在跟我交谈中，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业绩，更没有居功自傲。有几次，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方面去，但都被他回避了。他常常说：“高杰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学校党委书记）从部队转业到学校，很不简单，他对办学有雄心壮志。当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办起64电冶金大专班，学校各方面工作都很有气色。他在“文革”中，所受迫害比我深重。他去世早，真可惜！”他还说过：“王田夫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党总支书记）人品极好，我很钦佩。有一次，他去食堂买饭，炊事员见到他，就把菜打得多了点。王田夫同志一觉察到，就马上把身后的一位同志推上前去，让他把这碗多的菜先买走。这件事深刻教育了全校教职工。我说，做领导的就是要这样，群众才会信服。”杨校长谈人论事，对己从不炫耀，对人从不揭短。我深深感悟到他那颗善良又淡泊的心，还有谦逊又平易的品德。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却是那么高大。在他身上，有我学不完的东西。
2008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还去过他的家，他的精神依旧很好，跟往常一样，谈了很多。殊不料，过了元旦，1月9日，他去世了。噩耗传来，真令人不敢相信。他得的是胃癌，等到发现，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住院后不日，即进入昏迷状态。他老人家就这样在昏睡中，安安稳稳地仙逝了。他的儿子事后告诉我：“我爸爸在医院只躺了三天，仅仅花了2000元钱，可见爸爸临终前，还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听了这话，令人心痛，但也欣慰。杨校长享年九十高寿，临终没有痛苦，也算是他生前积德的回报。依照杨校长生前遗愿，2009年3月26日，子女们把他的骨灰撒到了钱塘江。啊，我们敬爱的老校长，终于遂心如意，回归自然。他这种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景仰和仿效。
转眼间，杨校长去世两周年多了。为缅怀恩师，我写下这篇拙文。但愿字字句句都化作朵朵白花，让我把它敬献在杨校长的英灵前，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和怀念。
顾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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