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顾安年老师毕业于母校会计专业，留校任教。当时20岁的他，不负学校期望，立时改变专业，全身心投入语文教学工作。
1961年9月，我入学不久，第一次来到顾老师的寝室。他虽然不是我们工管308班的语文老师，但却热情地接待了我。从此，我俩接触日益频繁，我成了他房间里看书的常客，他成了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份缘分和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钦佩顾老师的坚强和毅力。他出生才几个月，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左脚留下残疾。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游泳爱好者。他像解放军武装泅渡那样，把拐杖背在肩上，多次横渡新安江，被梅城群众传为美谈，许多人都知道冶校有个身残志不残的老师。
1962年的一个星期天早上，顾老师乘车去寿昌煤矿学校，为他患病的弟弟办理退学手续。下午回来，途经新安江汽车站转车时，发现班车已经发出。当日，再无车子开往梅城。星期一上午又有课，这该怎么办呢？顾老师不假思索，竟然拄着拐杖，向梅城走来。60华里的路程，他走了整整12个小时，于第二天凌晨抵达学校。从中可见，他的敬业精神和坚强意志是多么值得我们体魄健全的人来学习！后来，学校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奇迹”，应予嘉奖。所以，高杰书记把部队的奖励办法首次引进学校，为顾老师“记功”一次。
顾老师凭着中专学历担当中专语文教师，确是先天不足。然而，他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全校师生一致公认的。我每次走进他的寝室，总是见他在看书。我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笑笑说：“没办法，我只能笨鸟先飞啊！”
近日，我在整理顾老师给我的几十封信件中，发现1978年1月30日写的一封信，很有意思。这里，我摘录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学校已放寒假，我来到杭州，住在爱民旅馆。我每天乘车早出晚归，去西湖边的浙江图书馆看书。我摘录了各种文言句式和使用文言虚词的典型例句，还有古文中的修辞范例，抄了两大本。我觉得这些资料，对古文教学有用处……我沿着西湖边，每天来回经过，看到冬天的西湖，景色素雅极了。所以，这次西湖七天游，可谓收获多多……”
顾老师把自己“软禁”在浙江图书馆里埋头做学问，他却说成“西湖七天游”，这实在太幽默了。
总之，顾老师在教学工作中表现出的坚强和毅力令人敬佩！他这种有激情、有韧劲的性格，决定了他对什么事情都要求自己追求卓越，勇争第一。他曾说过：“不管在讲台上，还是在讲台下，我都要认真工作，因为学生都在看着我。”勤奋结硕果，顾老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受 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我在母校学习的那几年，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
有一次，我向顾老师请教一首关于描写建德风光的唐诗，想不到他脱口而出孟浩然的五言绝句《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并进一步解释：“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的一段江水。诗的后两句，既写出原野景色的空阔茫远，又写出江边明月的清丽可亲，这是传诵不衰的千古名句啊！”我被顾老师扎实的文学功底所折服。
说起顾老师，学生们总是将他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1962年除夕，留校过年的同学集合在一个大教室里，听顾老师讲革命故事。我清楚地记得，顾老师讲的是《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全神贯注地听，时而愤怒，时而激动，时而欢笑，大家深深地被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的抗日故事所吸引。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顾老师根据刚发表在《电影文学》上的剧本讲述的。当时，电影还没有开拍，至于样板戏《红灯记》，那是多年以后才出现的。对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由于顾老师的讲述，我们有幸先受到了教育。
讲故事是母校开展思想教育的一个好形式，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物质生活极其困苦的日子里，顾老师给我们送来了精神大餐。当年听顾老师讲《红岩》故事后，我写了一首《有感》的诗：
“毒刑算得什么？
死神休想逞能！”
豪言气壮如虹，
我辈热血奔涌。
英雄犹如松柏，
烈士虽死犹荣！
……
可见革命故事在潜移默化的积淀中，对我们学生的心灵，所起的熏陶效应是多么巨大。
讲故事不但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还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顾老师讲故事就像说书艺人那样，从头讲来，流利通畅，抑扬顿挫，故事绘声绘色，人物栩栩如生，让听众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心潮起伏。有一天我去顾老师寝室，终于发现一个秘密，原来他讲故事有一个再创作过程：首先根据原始资料，写成故事脚本，然后为了发音正确，在每个字的底下，都标上汉语拼音四声符号，最后像背台词那样，反复念诵，熟记在心。天道酬勤，听众的掌声就是对顾老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最好褒奖。
后来我遇到不少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校友，他们一谈起顾老师，就说听了顾老师的《红楼梦》讲座，真是受益匪浅，遗憾的是我没有亲耳听到。
顾老师生活非常清苦，却舍得花钱买书。他的寝室里，两只书架放满了书。不幸的是“文革”之初，红卫兵把他的600余册藏书全烧光了。40年后，67届工业统计410班的何君章校友来北京探望我，我问他当年有关顾老师藏书被烧的情况，他说：“当我赶到现场时，书已经化为灰烬。‘文革’初期，大破‘四旧’，形势如此，无可奈何！”
藏书付之一炬，真是无限心痛。但是顾老师重建“藏书室”的愿望并没有被摧毁。1976年3月28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近两年来，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私人藏书室终于又初具规模，现有藏书800余册。”
顾老师退休后，将藏书中有关语文教学的书籍装了满满一辆手拉车，想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但当时担任图书馆副馆长的陈兴康老师认为，这是顾老师清贫一生留下的唯一资产，不忍心接受这份捐赠。最后按照书的原价，付给顾老师200多元钱。不管怎样，顾老师把好书赠给学校，也是对母校的一大贡献吧。
顾老师非常敬重我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黄纬的高尚品德与渊博学识，把黄老师看作自己的楷模与导师。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黄老师：“顾老师是不是你的高徒？”黄老师笑笑说：“话可不能这样说，顾老师总是带着问题和我一起研究。他虚心好学，你们都要向他学习。”从中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黄老师诲人不倦，顾老师学而不厌，他俩的确是我可敬可爱的好老师。
《校友》第9期，发表了顾老师写的纪念黄纬老师的文章《一个正直的人》，其中写道：“黄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不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一路成长，都是他引领过来的。”寥寥几行字，写出了顾老师对导师的感恩之情。
顾老师爽朗耿直，和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多次在他房间里看到他为炊事员和校办工厂的工人，代写书信和各种申请报告。平时，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在我心目中，他就像我们的兄长。
顾老师喜爱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他说过“书写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足以表现人的精神品貌”。至今，我仍保存着顾老师的两件墨迹，一幅是他书写的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还有一本行书字帖是1961年“五一”前夕，他用红笔描出来并在封面上亲笔写下了“勤学苦练”四个大字。
1964年8月，我恋恋不舍地告别母校，赴北京工作。顾老师给我写了临别赠言：政治上要力争上游，业务上要精益求精。这既是他对我的期许，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近50年过去了，我们师生俩一南一北，虽然没有相聚，但彼此书信来往不断。1968年，他送我一册《毛主席诗词》袖珍本，装帧非常美观。1973年，顾老师给我寄来语文教研组编写的《冶金厂矿应用文》一书，并在附信中指出我写的钢笔字，笔画之间牵连太多。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伤亡者名单中，有一位和我同名同姓的人。顾老师十分着急，第一时间给我爱人打电话，当他得知我被派往美国工作时，才放下心。
我深知顾老师喜欢书，所以凡是买到好书，我就邮寄给他。一次，他收到我寄送的《古文观止》后回信说：“我被红卫兵烧掉的书终于回来了。”又有一次，我在国外考察，见到由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小说《金瓶梅》，我欣喜若狂，立即买下并寄送。不久，顾老师终于向学生推出了一个新的文艺讲座——探讨《金瓶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学生好评。
顾老师今年虚岁74，比我大5岁。前不久，我收到他自己制作的电子相册——《宝岛台湾游》。相册中的一张张照片透露出顾老师一家温馨的天伦之乐，看到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心中顿觉欣慰。我衷心祝愿敬爱的顾老师健康长寿！

郑海峰

编者注：郑海峰，1964年7月毕业于浙江冶校工管专业，曾任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长、高级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