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达成

企霞同志去世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企霞同志一生经历坎坷，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种种风雨的冲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平反。在历史造成的不公正待遇和逆境中，他意志坚强，对革命信念始终没有任何动摇，即使在林彪、“四人帮”那样疯狂肆虐的日子里，他也不为那些人间丑类的淫威所屈服，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硬骨头精神。“文革”浩劫后，他的工作单位杭州大学，曾对他作了如下的评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调查材料都实事求是，没有假证，从未冤枉一个同志。”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寥寥数语，显示了企霞同志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革命气节，令人肃然起敬。

我认识企霞同志，是1950年。那时我在企霞同志领导下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记得那时编辑部只有十来个年青人，工作热情极高，除了少数同志较有编辑经验外，大部分都没有编过文艺期刊。而读者来信来稿相当多，当时企霞同志立了一个规矩，每信每稿必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读者的信任，并迅速和读者、作者建立亲密的联系。根据他的要求，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这项工作，读者提出的问题可谓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工作量很大，我们常常为了准确回答读者的问题，绞尽脑汁，有时不得不到图书馆去查书。企霞同志自己也很严谨，每天上午都到编辑部来审阅复信，凡有不妥者，或加以修改，或退回编辑重写，而复信写得好的，他就在会上加以表扬，或选出在《读稿随谈》栏中发表。久而久之，不仅取得了读者对刊物的信赖，后来还建立了文艺通讯员网，随时可以了解到各地的文艺动态，而日积月累，我们自己也因此锻炼了思考能力、写作能力，还增加了不少知识，培养了工作责任感。现在回想起来，企霞同志的做法很有点像现在大学的“咨询开发中心”，他通过这种方式，既开展和推动了工作，培养和发现了人才，也锻炼了工作人员，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我当年的印象中，企霞同志原则性强，比较有个性，甚至有点傲气，不像另一位副主编萧殷同志那样平易随和，但是，这只是一面，他的另一面，是对文学青年的爱护备至。他曾在华北联大任过文学系主任，也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过课，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这些青年后来都成长为文学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记得五十年代初，徐光耀同志根据他参军后的实际斗争经验，写出了小说《平原烈火》，企霞同志读到初稿后异常兴奋，认为这是反映冀中斗争的一部力作，是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不仅尽力协助光耀同志出版了这部书，还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作了很高的评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小说大概是光耀同志的处女作，一个文学青年，得到了这样有力的鼓励与支持，给他的鼓舞，以及对他后来的成长将会有多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企霞同志不仅很有群众观点，而且也相当善于接近群众。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和他都挨了整，被打发到国营农场劳动的时候。那年秋天，农场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每个队都要统计总产和亩产，企霞同志自告奋勇打算盘。当时农场工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大知识分子还会干这个，我们也将信将疑。谁也没料到，这次他还真露了一手。他一面听着工人报着数字，一面打着算盘，只听劈劈啪啪，算盘连珠炮似地在响，你念得急，它也响得快，念完打完，连续两次，精确无误，大伙都看呆了。后来才知道，企霞同志青少年时，在上海谋生，曾当过学徒，那时的艰辛生活就已迫使他学会打算盘了。农场工人很佩服企霞同志的这手本领，对他也更亲切了。

企霞同志办事认真，粉碎“四人帮”后，他回到北京，又恢复了文艺工作。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要对一个时期的长篇进行评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他亲自阅读过的长篇小说就达几十部。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又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精力已大不如前，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评选工作，几乎把他累垮了，他眼睛的视力也因为过度劳累而大大减弱。他对于工作的认真与热忱，于此可见一斑。但他仍常常感叹自己为党工作太少，在他重病期间，他曾向家人叮嘱：多年来，他对革命贡献不大，他去世后，如果他的遗体有解剖价值，他愿意献给医院，也算他为人民事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他垂危时这些赤诚的嘱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和博大胸怀，令人感动。

企霞同志是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如果不是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他本来可以做更多工作，有更大贡献的。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样的憾事曾发生在多少人身上！但愿我们能总结历史教训，不要再重复这样的遗憾了。

（原载1988年2月13日《文艺报》第8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