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林

离开母校已经二十五年了，告别西藏也有十四年了，在那火一样的年代里，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样，满怀着激情，带着理想来到西藏，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77年元月6日，我到西藏日喀则地区医院报到上班，被分配在内科。没半个月就开始参加医院的急诊值班及一些下乡医疗工作，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单独到牧区执行医疗任务。

那是1977年的2月8日，我才上班一个月，晚饭后内科主任告诉我，昂仁县发生感冒大流行，要求地区医院尽快派医生去帮助工作。当时因快过春节了，有些医生已回内地休假，而且前不久医院已派出一支医疗队到其他地方尚未回来，所以人员十分紧张，只能派我一人先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医院也考虑到我当时的藏语还不行，特地从手术室抽出一位藏族男护士扎西罗布与我同行，协助我工作并做翻译。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赴昂仁县了。

医院派了一辆南京产的老式救护车，经过十几小时的艰难行程，晚上7点钟才到达昂仁县政府机关，我顾不上吃饭和安排住宿，立即与县医院领导取得联系，这才知道真实的疫情。当时县里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代表们大都感冒了，县医院已用藏药进行了预防治疗，同时下面各区也纷纷来信来电，讲当地一下子有很多人得了感冒，还有不少腹泻的病人，当时的县医院也只有十几个人，各方面的条件很差，县医院也正在忙于奔波救急，人手非常短缺。我对疫情有一定的了解后就与县医院的领导共同商量对策，直到深夜。因县委所在地的海拔是4700多米，加上一天的旅途劳累、饥饿，所以我的高山反应越来越厉害了，头昏脑涨，四肢无力，心跳加快。

第二天我决定先与下面几个区进行联系，有些区县医院已派人去了，我就让扎西罗布和县医院的一位医生骑马去加木区和煤石区调查、防治疫情，我在县医院汇总情况。经过几天疫情调查和积极治疗，大部分区的疫情已基本控制，就等桑桑区的消息了。2月16日我才知道去桑桑区的人在那里也病倒了，拉了三天肚子，而且几十人同时暴发了腹泻。2月17日一早，我们开着全县唯一的一辆吉普车去桑桑区。60公里的路程，要经过几个高海拔的山坳，我感到高山反应在加剧，头痛、浑身无力，还呕吐不止。到了桑桑区，我吃药后坚持着去了区卫生所，卫生所里空无一人，一个医生生孩子去了，一个医生下乡去了，区卫生所里的药品所剩无几。我们向区办公室了解后，才知道疫情还在下面，需骑马到拉堆公社。区办公室的管理员给我们找来两匹马，并请了一位向导，我们带上药品，又匆匆上路了。

我是第一次骑马，虽然头痛难耐，但也兴奋不已。一路上扎西罗布告诉我骑马时要注意的问题，并让我骑一匹老实的马。路上我还挺有兴趣的，谁知在路过一座雪山时，我刚将墨镜拿出带上，座下那匹老实马却不老实了，不知何故，猛地一蹦就狂奔起来，后面的扎西罗布大声喊叫：“双腿夹紧，缰绳不要松。”等他赶上我时一看，叫我快把墨镜拿下来，不然马又得受惊了，估计是墨镜刺激了马。一场惊慌后，我也掌握了一些骑马的技巧。

到达拉堆公社已经是傍晚了，我们找到一座矮小的土坯屋，据说这是公社的办公房子。我低下头进去一看，整间房子黑黑的，只有一丝光线从小窗口射进来。屋子两边就地铺的土坯，上面盖着地毯的地方就是座位，屋子的中央有一个铁皮火炉，屋内空无一人。这时，我已经是浑身没劲了，高山反应使我有点难于支撑，因为此地的海拔比区委所在地更高了，有5300多米。我马上叫扎西罗布和公社派来的人一块先去了解疫情，他们一走，我就迷迷糊糊地倒下睡着了。

在这迷迷糊糊的昏睡中，我仿佛看到了我们浙江省一起进藏一路高歌的同学们，看到了韩珊甦、林克，因从医院出发前刚知道他们分配的单位，心中十分挂念。恍惚中我好像又听到了在南湖边上同学们的朗朗笑声，母校教室里的读书声，欢送会上的演出声，我好像还在母校听老师讲课，做着课堂实验，我似乎又闻到了解剖室的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我被一阵阵的头痛惊醒了，睁开双眼看到眼前只有一堆即将熄灭的火，满屋子尽是牛粪燃烧时散发出的干草气味，我的口干得很，浑身不能动，我想完了，自己非得倒在这里了，仔细一算今天是大年夜，如果现在在家里会是什么样呢？而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孤独的一个人！我不知扎西罗布回来了没有，也不知下面的情况怎样。慢慢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到了药箱，看到我的身边还有酥油茶，我试图活动一下身体看还能否动弹，还可以，现在主要是头痛，并有恶心呕吐。我想任务没完成，自己先倒下了，那怎么行！于是，我把药箱拉了过来，找出一些治疗高山反应的药物，再用五支25%的葡萄糖倒在酥油茶里喝下去，我只有不能倒下这一个念头，不能让高山反应发展成脑水肿（当时自感不会发生肺水肿），我吃完药后接着就是一阵死睡，等我再醒来时，已是年初一的上午十点钟了，我看到扎西罗布和公社派来的这位藏族同胞，都在屋里坐着，屋子里挂上了一腿生牛肉，炉子上熬着茶，还有粘粑、酥油及打酥油茶的筒。我又看到门口有十几位藏族同胞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我坐起来，都伸出拇指。口中不停地说道：“阿姆基拉亚咕多（汉语医生好）。”这时我感到头痛似乎好了许多，高山反应也轻了不少，精神也好多了，我连着喝了好几碗酥油茶，感到全身又有劲了。

扎西罗布向我讲述昨晚了解到的情况，说这里有近三十人拉肚子，原因是村口一处浅水沟里的水是人畜共用而造成的，有的人拉肚子已经十天了，其中有三个病人到现在还不能起床，能走的今天都叫来了。接着我马上开始诊治病人，我把痢特灵和维生素C包成三天量的小包，每人一包，对个别病人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检查和治疗，对那几个在家里躺着无法行动的重病人，我和扎西罗布则赶到他们家里，我们用强力霉素200毫克，放入5%糖盐水50ml中慢慢地静推，一天两次。公社所在地的腹泻病人经过治疗，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当地的群众还要求我们到公社下面的三个放牧点去看病。医生的天职使我不可能不去，我们在当地一位74岁藏族老汉的带领下，走路翻越了两个山坡到达了第一个牧场。牧民们可高兴了，把我们迎进帐篷，他们十分好客，拿出了青稞酒、酥油茶、生羊肉、粘粑，还有些自己做的血肠请我们吃。我们对每个牧民进行了身体检查，并分发了一些预防药品。我还用半生不熟的藏语与牧民进行交谈。经过相互接触与了解，大大增进了我与藏族同胞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我深深感到纯朴的藏族人民是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他们十分敬仰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也十分关心汉族同胞。随后的几天里我又到了几个放牧点，顺利地完成了诊疗工作。直到年初八，我才和扎西罗布顺利回到了地区医院，接受了医院领导和同志们的亲切问候和表扬。

这是自离开母校后，在西藏的一次有着深刻记忆、永生难忘的牧区医疗工作经历。西藏——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有我洒下的青春汗水，在那里有我理想与奋斗的燃情年华，同时也有说不尽的艰辛和丰富多彩的高原生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