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霄明

《民族文学》杂志社创刊至今已过去了十二个春秋寒暑，真庆幸她诞生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同时也感谢她给了我就业的机会。

1980年秋，我心里装着五彩的梦，手里拿着《民族文学》杂志社第一任主编陈企霞先生写给我的一张便条，到当时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的编辑部所在地报到上班。那时杂志社还在筹建中，人员也未到齐，除了主编陈企霞、副主编玛拉沁夫外，还有达木林、特·赛音巴雅尔、查干、杨宗辉、杨文仓。当时名曰编辑部，其实连桌椅都没有，印象中记得唯一的家当就是几张备给外省调来的同志住宿的木板床和一辆老式的“上海牌”轿车。

我那时刚刚二十岁，一张白纸，与编辑部一样是空空的。《民族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办的，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与《民族文学》分不开的，是和《民族文学》杂志社那些有意无意帮助过我的同志们分不开的。是《民族文学》使我懂得了社会、懂得了人生、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虽然有过困惑忧虑、苦恼烦心、委屈怨恨，但我对《民族文学》却始终充满恋情。在当年曾经帮助过我的师长、同志中，有的已去世多年，有的已调离了《民族文学》、有的已离休离职告别了他们曾倾注过热情和心血的工作岗位，但他们却一直使我难忘，尤其是已故主编陈企霞先生。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陈企霞先生是在我的家中，那时他刚刚落实政策从外省回北京不久，他与夫人郑重来看我父母。而我那时对他一无所知，印象中他很瘦小，不苟言笑，讲一口宁波腔的普通话。后来才听父亲说他是父亲的老朋友，再以后又知道了他曾被错划为“丁陈反党集团”蒙受了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再后来，他便成了我的领导和主编。因了种种诸如此类的关系、缘故，再加上他那严肃冷峻的外貌，我对他总是十二分的敬重。

那时他已近古稀之年，身体很差，编辑部也不常去，很多工作他都是在家里做，我们两家是邻居，自然我就成了他与编辑部的联络员了。每月我都要给他送几次稿件。时间长了，他在我眼中就不那么冷峻了。有一次他让我向我父亲约稿，我说：“您和他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您自己不约？”他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你是他的儿子，我没你关系硬呀！”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转眼间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我是想让你知道做一名编辑是很不容易的，做一名称职的编辑就更不容易了。你不是想做编辑吗？那么今天你就先做个组稿编辑吧。”他说这一番话时很严肃很认真，而我却感受到了陈老的爱心。

陈企霞先生年长我近五十岁，他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早在延安他就编过《解放日报》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与丁玲主编过《文艺报》，在编辑这个工作岗位上可称为元老，然而他可贵的品性就在于他从未以老资格自居，以老干部自诩。相反，他却以长者之心爱护青年，帮助晚辈，虽然不免时有暴躁。

1984年以后，陈企霞先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编辑部很少去了，稿子也基本上不看了，我看到他的机会也少了，偶尔能见到他也是在家中，他来找我父亲说些什么的时候，每每见到他时，他只是笑一笑而无话。离开时父亲都会叫我去送他回家，虽然我家与他家只是一墙之隔。有一次他说，我一生未求过任何人帮助，所以也不需要你的帮助。这话使我的心为之怦然而动。

我最后见到陈企霞先生是他从青岛养病回家不久，他让我替他借几本书籍。那天他精神很好，人也显得胖了些。

“……这次疗养很好”，他说，“已把酒戒了，这几天准备把烟也戒掉，为了彻底戒掉烟，我想看看书，调理调理……”他交给我一张已写好的书目单，并问我看没看过这些书。我表示很多没看过。他笑笑说：“没关系，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看，但可要抓紧，不然转眼你也会像我一样老的，光阴似箭啊。”说毕拿来红笔在书单上画了又画，并告诫我一定要看看这些他画过的书。

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陈企霞先生的一生有许多闪光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对他的了解太少。然而我知道，世上有些东西是无需用笔记录的。我只想说，我的成长是因为有了《民族文学》，有了像陈企霞先生这样一些前辈的关心和帮助。

（原载1992年《民族文学》）

编者注：陈企霞，1913年10月至1988年1月，1925你那入读免费的宁波甲种商业学校（嘉兴学院前身之一）。曾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