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9月至 1949年 7月，我在鄞县县立商业职业学校（简称商校）就读，校址在宁波市北大路90号，附近有：西大路的鼓楼前，北大路尽头的公共体育场和中山公园。校门是古式古香的石箍大门，门的顶端有学校名称，校门边上还挂有“中国童子军338团团部”的牌子。
一进门，右手就是门房，由校工汪永章看管。他的鼻子有点红，学生背后叫他“红鼻子”。离校门约10米左右，常停着一辆崭新的黄包车，该车由汪焕伯校长专用，装有一只大大的车铃，扶手黑颜色，金属制作，闪闪发光。专职拉车的校工叫童和芳，小名阿三。
据了解，抗日时期，宁波沦陷后，商校被并入宁波联中，并迁至鄞县西乡。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春季，商校才恢复名称并开始招生。
1947年7月，我由余姚陆埠步行至河姆渡，在那里乘上小汽轮到达宁波参加了入学考试。8月初，在宁波的《时事公报》上刊登了商校当年录取的新生名单，我的名字喜列其中。尽管我已经被慈溪师范学校录取，但是，由于比我高一级的小学同学褚珍柔已于 1946年秋进入了商校读书，为有伴，我毅然放弃了慈溪师范，选择了商校。
我们进校时，商校已有老生三个班级共 124人，包括 1946年 2月进校的慎思级（初商春始）37人；1946年 9月进校的乐群级（高商秋始）26 人；1946年 9月进校的力行级（初商秋始）61人。
1947年 9月，招收的新生近150人，其中高商一个班（高秋一）50人；初商的100人被分编成甲、乙两个班，我被编入初秋一（乙）班。第二年因为部分同学辍学，人数减少，初商原甲、乙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班级番号为“初秋二”。
那时，汪焕章（伯）先生是实职校长，盛沛权先生是挂名校长；曹信父先生任教导主任；冯磬声先生任训育主任，黄秉魁、徐庸庭、高志鹏等三位先生任训导员，专事管理学生的纪律和生活；338 团童子军教官是冯和珪先生。
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中，徐至孚先生教国文，徐士铜先生教英文，郑宗贤先生教公民，杨会玄先生教商业学，张庆雯女士教数学，孙定观先生教簿记，李培真（佩珍）先生教体育，张仰先先生教音乐。徐士铜先生为人风趣，他在课堂上说，我的小名是“徐石”，英文名字可以叫Stone Xu，中英合一！
印象中，国文课本里选的课文主要是古文，有《卖柑者言》、《师说》、《岳阳楼记》、《祭妹文》等范文，还有几首唐诗、宋词；音乐课是学唱京戏，我还记得，张仰先先生教我们的第一首曲子是京剧《甘露寺》，唱词的开头是：“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听老丞说从头……”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知，商校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对传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的。
簿记课采用立信会计用品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作者是我国会计学的鼻祖、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他以通俗简洁的语言，阐述了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全书以借贷记账法为主线，以一个商店的日常经济业务为实例，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层次分明地进行阐述，课本的可读性极佳，学生容易理解。而任教簿记课的孙定观先生，尽管他说话的声音不怎么响亮，语速也比较缓慢，但是他的讲解环环紧扣，条理清楚，教学效果良好，深得同学们的欢迎。
公民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三民主义，公民的权利、义务以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
我们班多数同学的家在宁波市区，他们是“通校生”，每天可以回家吃饭、睡觉。包括本人在内的少数同学离家远，来自市郊或鄞县、奉化、余姚、慈溪、舟山等地，只能在学校吃住，被称为“寄宿生”。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日涨夜大”，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时时刻刻都在贬值。学校规定，学生向学校缴纳学费，必须用银元或大米，拒收纸币。为此，我入学时，好不容易从余姚陆埠运来了三麻袋大米。
市场上银元买卖十分风行，银元的品种有袁大头、孙小头、鹰洋、龙洋等，药行街、江厦街成了银元的交易市场，沿街人头攒动，银元的敲打声不绝于耳。
学校里的食堂由饭老板个人经营，饭菜质量不敢恭维，食品卫生也差。记得有一次，一位叫干维祜的高年级同学，在饭菜里发现了苍蝇，大声叫了起来，同学们都停止了吃饭，要饭老板出来解释。饭老板向同学们道了歉，表示今后改进，并承诺当天晚上加菜补偿。这种称之为“闹饭堂”的事，每学期总要闹一两次。
我们的宿舍在三楼的阁楼上，20平方米左右，小小的空间，要住10 多个同学，尽管使用的是高低铺双人床（宁波人叫白鸽笼），仍感到十分拥挤。阁楼上臭虫超多，特别是夏天，每个同学都被咬得浑身起疙瘩，奇痒难熬，无法入睡。
教导处、训育处、体育室、财务室等都在同一栋房屋的底层办公，二楼是王焕伯校长和徐至孚先生的办公室。
以高秋一班俞福海为首的几名同学，办起了取名为《春雷》的墙报。刊登的文章，言辞犀利，如匕首，似投枪，矛头直指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僚。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紧紧吸引了同学们的眼球。每期出刊时，读者成群，墙报前后水泄不通，分外拥挤。
1949年 5月25日，宁波解放了。我们由高三的同学带领，前往体育场参加欢迎解放军的集会。同学们手持鲜花，高唱着刚刚学会的歌曲，记得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雄壮、豪迈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上空。除了来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之外，前往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工商界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以及居民代表等，体育场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人们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期盼和希望！
解放军同志身穿草绿色服装，胸前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牌，但军帽上未见有五星标记，他们精神抖擞，面带微笑，频频向我们招手致意。
不久，学校由宁波市军管会接管，更名为“宁波市立财经学校”，并任命左文轩兼学校主任委员，杨学润老师为副主任委员。高商部的三个班级，统一改称为“干部班”，在另设的“宁波市财经干校”进行了短期培训（享受供给制待遇），结业后由市军管会分配到本市党政机关工作。这些同学因为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并享受过“供给制待遇”，所以，他们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按照政策就成了“离休干部”，这是后话了。
我们初商部的同学，被迁移至西门外的朗官巷小学上课。由于当时宁波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有不少同学被迫休学了，我也因此停学了一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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