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去采访了一位可以说是与百年嘉院一同成长的老人，他就是张永祥校友，1942年到1946年就读于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嘉兴学院前身之一）。张老个头不高，瘦瘦小小，头发花白，虽已年至耄耋，却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在我们的探询中，他说起了自己的事业、人生……

“那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衣不附体、食不果腹’，课余便和同学一起挖野菜充饥，晚上两人一盏青油灯，伏案温习白天功课，心里已经很是知足。”张永祥回忆起艰苦岁月时这样说道。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永祥出生在宁波象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张永祥对于“求学明志”充满了向往，他把读书当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家族的德行积累和村集体公共土地租金给了他读书识字的机会。珍惜与勤奋，让小学时代的张永祥出类拔萃。

在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就读时，时值日本侵华，战争的阴霾笼罩浙东大地，同学们纷纷离开故土。但张永祥选择了留守并继续求学。高中毕业后，他直接参加工作，次年入党。

国共谈判时期，张永祥建立了宁波小学教师联合会，并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坚持在白区抗争，为后来宁波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后期，张永祥放下笔拿起枪，赶赴四明山区，担任浙东临委总务科长兼警卫连指导员，并亲历了宁波解放。

解放战争胜利后，张永祥先进入22军干部学校学习，后任组织科长，分管教育，教导学员文化学习、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后又在宁波市军管会公安部任秘书科科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永祥先后担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宁波市副市长、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宁波开发区首任党委书记、宁波大学党委书记、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在战火纷飞中起步

北岛曾经说过，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这句话套用在张永祥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抗日战争时，张永祥参加了浙东游击纵队。日军投降后，他跟随部队来宁波拟接受日军投降，当时我军力量还不足以控制江南大片土地，于是主力北撤，只留下一部分同志在宁波开展地下工作。张永祥留了下来，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在当地一所小学执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从四明山回到宁波从事地下工作，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国共谈判时期，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撤至苏北、山东等地。当时在浙北地区留下的人分两类：一是拥有山区游击经验并在本地有关系可掩护的，他们主要是以打掩护为主；二是在宁波市区活动、有条件养活自己的，他们担任主力，从事“地下工作”。张永祥是后者。

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是以钞票形式来发的，每月的工资只能买几斗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在这一情形下，包括张永祥在内的城区小学教师界党支部的三名支委经过研究讨论，决定发动全城区的小学教师向国民党抗议，并结对到县政府、专员公署去作“请愿”斗争。最终，迫于外界压力，政府承诺发给老师的工资以大米计算，并且每人每月增加两斗米。张永祥趁热打铁，在城区建立了宁波小学教师福利会，该福利会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便于地下工作者长期与反动派开展斗争。

那时，张永祥与其他人的联系保密性非常高，他通常以散步、看戏等娱乐形式与同志传递情报，他们还曾一起在宁波著名的天封塔顶楼研究过作战计划。

解放战争后期，张永祥离开市区，赶赴四明山区，担任中共浙东临委的总务科长。彼时，张永祥等人已经秘密接受了由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物资，部队信任张永祥，让他支配这些物资来用于部队的武器、药品、无线电器材等特别开支。

1949年初，浙东的队伍逐步壮大，在解放大军来到宁波之前，浙东游击队依靠自身力量，已解放了40个小城市。时至今日，提起六十年前的往事，张永祥依然能自豪地说出部队的每一个细节。

从废墟上接过宁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新的任务也开始了。张永祥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我就像是那一碗大米，做成稀饭也行，做成干饭也行。国家需要我是什么样的，我就是干什么样的。”

宁波解放那一天，重新走在甬城大街上的张永祥激动不已。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县政府的构造：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院子正前方有一条半封闭式走廊，是整个大院的中轴线，两边是错落的平房，也有几幢一层半式的木结构楼房，破旧但不失威严。县长办公的地方是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单独小院，两侧是厢房，中间是会议厅，灰白的墙面，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写字台很陈旧。

张永祥边走边看，这个24岁的小伙子从来没这么兴奋过——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解放之初的宁波并不太平，敌机的炸弹时不时过来“光顾”，银元贩子投机倒把，土匪横行，物价飞涨，谣言四起，老百姓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永祥回忆，有句老话叫“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当时的江厦街聚集了全市最大最好的银楼、钱庄、布行、南北货商店。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因为敌机的轰炸，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一片废墟。许多老百姓白天都跑到乡下去避难，晚上回来做点小生意，以养家糊口。

天渐渐热了。每天晚上，灵桥边的煤油灯一盏盏亮起来，摊位一个个摆起来，人来人往，吆喝声此起彼伏。废墟上的热闹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提升了军管会接管好这座城市的信心。

张永祥先担任军管会行政处供给科科长，后任公安部秘书科科长。他和同事们做了许多事情：取缔反动组织，肃清匪特，废除金元券，打击银元贩子，稳定物价，维持治安，稳定民心，开展剿匪斗争……

有斗争就有牺牲。张永祥记得，在陪时任公安部部长陈伟达出去执行任务时，有好几次，敌机的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前3个月的日子是最艰难的。直到3个月后，宁波有了高射炮，敌军才慢慢减少袭击，城市的治安也才慢慢好起来。在这个阶段，张永祥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他坚信“革命者就是块普通的石头，要放哪儿就放哪儿。革命需要什么，就要学什么、能什么、干什么。”宁波作为蒋介石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潜伏下来的特务，较其他地方也就更多。建国不久，宁波便有两位派出所所长被杀害。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永祥无所畏惧，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治安工作的重任。而后他根据形势需要，又加入宣传部门工作。

除了社会不安定之外，物资也非常匮乏。作为军管会最早的行政处供给科科长，张永祥承担部队的供养与解放宁波后的后勤保障工作。解放军走进宁波城时，自带了粮食，米饭供应不成问题，他愁的是没有下饭的菜。当时，鼓楼有一家“南昌酱园”，他就去那买了几坛酱豆腐，解了燃眉之急。

交通也是一个大问题。整个政府大院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走路出行。白天，大家都出去工作了，大院基本没人；晚上，大院灯火辉煌，大家一般晚上9点后才休息，基本睡在办公室的硬板凳上，打开背包就能睡着。

解放之初，物价飞涨。当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采用“供给制”，即生活必需品全部由上面发放，再发点津贴。张永祥依稀记得，当时的月津贴非常少。据说，开始定的是一斤猪肉的钱，后来连一滴猪油都买不到了。大家几乎不花钱都存着。“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那时候，大家的工作热情非常高，建设新宁波的革命理想冲淡了生活上的艰苦。”张永祥回忆说。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宁波的市场物价才逐步稳定下来，经济社会发展才逐渐走上正轨。

张永祥曾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部长、宁波市副市长、温州市委书记、宁波大学首任党委书记等职，见证了宁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

真理总归还是真理

张永祥任劳任怨，充满热忱地对待每一项工作，原以为国民党特务时期过后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春天，没想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灾难正等待着他。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杭州大会上表扬了 费孝通 先生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张永祥拜读以后也十分赞成。但不久后，这篇受到总理表扬的文章却被定为“反动文章”，张永祥对此相当反感。由于张永祥对反右派斗争另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在宁波开展反右派斗争中，他总是保护一些被批斗的同志，为他们辩护。在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张永祥这样的做法为他带来了厄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去梅山盐场“劳动锻炼”，一去就是二十年。

从一个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落到这般地步，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处境变化带来了莫大的压力。但是，张永祥没有唉声叹气，更没有被击垮，“我相信真理总归是真理，谁对谁错，要让历史来评判。”

在梅山的二十年，理应是张永祥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却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黯然度过。当笔者充满惋惜地问他是否有觉得可惜和辛酸时，张永祥豁达地回答：“这有什么好可惜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只要你想做，你都能做出自己的一番成就。”的确，张永祥凭借着自身坚不拔的毅力，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尊重，并担任了梅山盐场的场长和书记，还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张大会合照，当时国家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也在列，至今挂在张永祥家里的客厅之中，彰显着他的逆境中也与他人不同的不懈坚持。

他的人生永不停步

“四人帮”倒台后，张永祥终于得到平反。但此时的他已过天命。政府决定让张永祥重新担任宁波市副市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后又调其任温州市委书记。

当时的温州一片萧条，派性仍然严重，百废待兴，被当地人民形象地形容为“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每家每户都必须到公共自来水的接水口去排队灌水，还要到煤场买煤块来捣碎做成煤饼，生活十分困苦。省委当时调张永祥去温州是担任市委并负责党群工作的副书记的，哪里知道当时的市委书记不开口宣布，原任的党委副书记也不肯让位。就这样，他在那里白白浪费了近一个月的光阴，心急如焚。而温州东部的永强区因为霍乱流散，已有多人死亡，情形十分危急。张永祥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去灾区工作。一到当地，他就马不停蹄地奔波，联合乡镇人民，发动医生，进行全面的卫生整顿和治疗，在一个月之内就控制住了疫情。

三年后，张永祥从温州回到了故乡宁波。他接连担任了宁波经济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宁波大学首任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每一个位置上都尽自己的全力。在他退下来多年以后，宁波大学的论坛里依然有学生在打听他的消息。

退休多年，张永祥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家里的客厅中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近几日的工作安排。耄耋之年的他还是不愿意过空闲日子，他希望能从容地燃烧自己最后的年华，闪耀光芒。

张永祥从民国一路闯荡，在宁波进行地下工作，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经生死沉浮，在最好的年华受到错误处分被下放基层，平反后多次担任市政要职，对宁波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尽着自己的力量。他的每一段人生都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投射。历史太久远了，早已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马文荣）